刚刚操持完爱女的婚事，80天后，新娘的父母不得不又开始操办爱女的丧事。一个天生丽质、活泼单纯的女孩为何新婚后突然离世，一时间成了村里人们讨论的焦点。是不慎摔伤致死还是丈夫殴打致死？死因的两种版本加上丈夫的“零口供”让案件一度陷入一潭死水。
　　为了激活“死案”，还以事实真相，2002年该案被列为辽宁省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联席会01号案，并受到省委政法委的

　　事出蹊跷　新娘一去不回
　　小玲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孩，生活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叶茂台镇石庄子村。一天，媒人带了一个邻村的男孩来到小玲家。小玲家人一见，觉得这个小伙子——小伟（化名）看上去还算踏实，便默许了。一来二往，两个年轻人渐渐产生了好感，双方家长也开始为一对新人筹办婚礼。
　　可就在婚礼举行前的几天，小玲和小伟却发生了一场不小的争执，起因是婚礼的彩礼钱该如何分配。互不相让的两人虽有些不痛快，可是一想到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，便把事情先放下了。
    2001年1月14日，小玲和小伟在亲人的祝福声中，举行了不太隆重但很喜庆的婚礼。那一年，小玲22岁。
　　婚后两人并不幸福，因为彩礼钱的分配他们多次发生争吵。2001年3月26日，小玲负气回了娘家。3月31日16时许，小玲的父亲让人用三轮车将小玲送回了婆家。临走时，小玲的父母还一再嘱咐小玲：既然已经嫁了人就要好好过日子。小玲含泪告别了父母，谁也不会料到，小玲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。
　　到家后，小夫妻回屋后再没出来。次日清晨，小玲跟婆婆说她头疼得厉害，于是婆婆派小伟出去找了本村的医生给小玲打了一针。可小玲的症状并没有好转，并开始呕吐，神志不清。随后，婆家人将小玲送往医院进行抢救。2001年4月3日，在抢救了3天无效后，小玲死了。22岁的她离开了深爱的亲人，80天的婚姻也草草地画上了句号。
　　噩耗传来，小玲全家好比晴天霹雳，母亲当场昏厥过去。在亲友给小玲换衣服时，发现她头部、手臂、腿处有多处青紫色，见情况不对，小玲家人慌乱中向公安机关报了案。
　　取证艰难　“零口供”使案件搁浅
　　公安机关当即抓捕了重大犯罪嫌疑人——小玲的丈夫小伟。在经过多次询问后，小伟拒不供认。婆家人的证言也都一口咬定小玲是不慎摔伤致死的。
　　那么，小玲到底是怎么死的呢？面对小伟的“零口供”，小玲身上的那些外伤就成了案件的突破口。法库县公安局特聘请沈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法医于2001年4月5日对小玲进行了尸体解剖。
　　鉴定结论为：小玲系因头部多次遭受钝性外力作用致重度颅脑损伤而亡。据此，法库县公安机关侦查认为，2001年3月31日小玲从娘家回来，身上无任何伤，也未见其它异常。当晚只有小玲、小伟二人在一起，其家里又没来外人，虽然小伟拒不供认犯罪事实，但根据法医鉴定及调查材料应当认定小玲的死亡系小伟所为，于是提请沈阳市检察院对小伟批准逮捕。
　　沈阳市检察院在阅卷后认为证据不充分，退卷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。可是，案发在小伟家，如此私密的场所，他人取证实在困难。况且婆家的证言也是一边倒，所以，在小玲家属的要求下，沈阳市检察院对小伟进行了心理测谎。测试中共问了小伟6个问题，其中包括“你是否打了你的妻子”？小伟回答“没有。”“你的妻子是不慎摔伤致死的吗”？小伟回答“是。”经过技术测试得出的结论是：被测试人小伟对设问的回答均为说谎。
　　沈阳市检察院出于审慎的态度，还是退卷让公安机关补充侦查。
　　柳暗花明　“联席会”激活死案
　　当时，鉴于辽宁省家庭暴力问题的日益突出，2002年3月，辽宁省成立了辽宁省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联席会。联席会由辽宁省委政法委牵头，法院、公安、检察、司法、人大内务司法委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、卫生厅、民政厅及省妇联等部门共同组成。讨论协调重大疑难侵权案件是联席会的一项重要职能。
　　在联席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大会上，辽宁省妇联共向大会提交了6起颇具典型性的家庭暴力案件。小玲的案件作为01号案件摆在了各家领导的面前。
    2002年6月4日，辽宁省公安厅组织了该案的重新鉴定。辽宁省公安厅刑事技术检验意见书上写道：小玲头部损伤主要是存在于左顶部和左耳周围的皮下出血，说明该处曾受到过外力作用。从左顶部损伤的性状分析，可能为较柔软且不规则形状的钝性物体（如手、拳类）打击形成……
　　据此，辽宁省公安厅下令对小伟进行抓捕。可此时小伟已经不知去向。2004年2月24日，经过布控，小伟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。目前，沈阳市检察院已经对小伟提起公诉，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近期公开开庭审理此案。
　　对症下药　立法打通“取证难”
　　一个案情并不复杂的案件，一拖就是4年，同其他家庭暴力案件相比，这个数字并不是最长的。那么，家庭暴力案件的司法瓶颈到底在哪里呢？
　　据辽宁古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孟庆英介绍，家庭暴力案件与其他伤害案件不同，取证困难严重束缚了案件的侦查与审理。她说，由于家庭暴力发生的地方多是在家庭，在如此隐私的场所，又通常是一对一的情况下，很难取证。况且，碍于面子，许多妇女在被侵害之后，往往不去报警，也没有及时去医院验伤留下病历。因此当她们意识到要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时，已很难找到证据证明自己受到过侵害，而单是身上的伤痕也是很难说明问题的，因为施暴方可以说是受害人自己跌伤的，即便证明是他人致伤，也很难证明就是施暴方所为。
　　除此之外，辽宁省妇联权益部部长关淑兰还认为，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也是瓶颈之一。她说，我国的新《婚姻法》虽然对家庭暴力制定了一些具体的制裁条款，但还不够完善。而《刑法》、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、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虽然都规定了禁止用暴力虐待、残害妇女，但由于有些家庭暴力事件与虐待罪事实之间有本质的差别，所以，对家庭暴力的制裁几乎陷于一种“法律真空”之中。
　　以“小玲案”为鉴，在此，我们强烈呼吁有关预防制止家庭暴力的规定能早日出台，那时妇女维权就真正有了“主心骨”。（孟锦阳）